绿色金融不应支持污染产业里的“最优技术”

今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顾问、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中国绿金委主任马骏在一次专访中就中欧绿色债券标准之所以存在差异提出了其个人的见解。马骏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设定绿色金融标准时优先考虑的事项有所区别。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降低碳排放，空气污染问题更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的绿色金融需要去支持燃煤电厂升级改造等煤炭清洁利用项目。

污染产业里的“最优技术”

的确，如马骏所说，空气污染问题无论在中国的政治议程还是公众诉求上都具有极高的优先级。根据绿色和平发布的PM2.5城市排名，2016年中国仍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PM.2.5没有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是同根同源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发布的《煤炭使用对中国大气污染物的贡献》指出在全国层面，煤炭使用对PM2.5年均贡献约在50%至60%之间。马骏在其著作《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中指出国的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公路交通为主的运输结构是加剧雾霾的结构性原因。

能源结构对煤炭的过度依赖是导致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洁净煤技术中对煤电的升级改造尽管降低了煤电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但依旧无法改变的是煤电行业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根据《2016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年电力供应业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占总排放的36.1%、48.7%和20.5%。

中国现行绿色债券标准中支持的煤化工技术，因高碳排、高耗水、高污染等属性一直饱受争议。不久前有新闻报道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绿色债券融了15亿元，用于新建高硫煤清洁利用工业园。该项目投产后的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能高达190万吨/年，相当于中国2014年关停火电厂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的六分之一。该项目发行的债券之所以被谨慎地认定为是绿色债券的主要原因是该项目使用的是当下最优的生产工艺。

煤电和煤化工行业都属于高污染行业，能否将高污染行业中的先进技术定义为“绿色”却是值得探讨的，毕竟虽然棕色比黑色要清澈一些，但距离绿色也是甚远的。

行业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效应

尽管煤电或者煤化工的技术升级改造可以减少单一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强度，但如果考虑煤炭行业中涉及的开采、运输和消费等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则绿色金融对洁净煤的支持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很可能为负。《2012煤炭真实成本》报告指出吨煤产生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为260元人民币，其中煤炭生产的外部损害成本为66.3元/吨煤，约占25%；煤炭运输的外部损害成本为27.8元/吨煤，约占11%；煤炭消费的外部损害成本为166元/吨煤，约占64%。如果中国的绿色金融将煤电和煤化工这些污染行业里的最优技术定义为“绿色”，那未来整个煤炭产业链都将受益于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红利，从而导致本应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其它清洁产业发展的资金流向了煤炭产业，增强了整个煤炭产业的生命力，这必然会减缓中国能源革命的进程和空气质量改善的速度，这显然与绿色金融的初衷不符。

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让中国必须去清洁利用煤炭，但这不等同于中国要将煤炭行业中的最优技术定义为“绿色”。中国应该做的是清洁利用煤炭同时去减少煤炭消费，从而逐渐过度到真正的绿色能源。目前中国发改委和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标准，两部门应趁此机会更加严格的定义绿色金融中的“绿色”，让中国的绿色债券和绿色金融更加清澈。